一件事就足以说明高喊道德文章的东林党员是多么无耻。 “东林七君子”之一的苗长起在翰林学堂做官期间，鸡奸了年轻貌美的翰林学士冯全。东林党员文震孟之子文冰在个人笔记本《贤博志事》中记录了此事：“翰林冯权，涿州人，年轻貌美，同僚颇有情谊，尤左于德木长其，权父冯圣明备兵向诸君求援，甚是伤心，这里的“玎”字当然是委婉的说法，就像“玎妓”一样。意思是一样的。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就是：“冯权，翰林翰林，河北涿州人，年轻英俊，其他翰林翰林陆陆续续对他进行性骚扰，左裕德、苗长起做的最多。冯权的父亲冯胜明是辽阳的一名士兵，因辽阳冯全向东林诸君求救，只得答应了苗长起的无礼请求。
此时冯权才二十岁，而苗长奇已经五十多岁了。冯权原本在政治上倾向于东林党，但被东林“君子”如此侮辱后，他忍无可忍，转而投向了魏忠贤。后来，他因才华出众，成为内阁首席大臣。但因贪污被魏忠贤驱逐，由崔成秀取代。
60. 黄山行贿案
除了管理军事和内政之外，魏忠贤还要完成天启皇帝交给他的另一项重大任务，那就是重建三大殿。这件事从万历皇帝起就准备了二十多年，但因缺乏资金一直没有正式动工。实际动工于天启二年。这要花费很多钱，特别是因为需要从全国各地收集木材。
皇家采伐木材时，小木材会从江浙等地采购，而大木材一般会从云南、贵州采集。这些地方比较偏僻，木材采集成本较高。其实，安徽黄山地区也能采伐大木材，但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黄山木材开采业长期被徽商垄断。徽商在明代政治中影响力很大，因此朝廷采集木材时总是避开黄山地区。
东林党被肃清后，为了重建三大殿而去黄山采伐木材的事情又被提起。黄山吴氏是歙县最大的木材商。他们也长期涉足盐业，是一个大盐商。我们在《叶七变法》第一卷中讲述了徽商利用“开中法”进行变法、涉足盐业的故事。歙县是明代徽州府治，也是徽商的大本营。东林党的“白手套”王文彦是歙县人。吴家能够在这里称霸，就说明了他们的实力。
嘉靖、万历年间，吴氏曾两次捐巨款用于抗日军费。一笔捐献白银20万两；第二笔捐款是白银30万两。这笔慷慨的捐赠，让吴氏在南京留守政府中获得了多个官职，有的有假头衔，有的有实际职务，这使得吴氏家族很快与东林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天启五年九月，东林党被肃清后，刑部通知涉事霍卫华，提议在黄山地区采伐木材，用于三大殿工程。吴家众人得知此事后，都大为不安。家族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吴阳春挺身而出，写信给其家族在天津的代理人，安排他们携带三千两白银[1]到北京行贿。取消在黄山收购木材的提议。
吴阳春的家人吴文杰随身带了三千两银子，委托在京做官的程孟庚等人帮助他四处走动。但吴阳春之前曾做过两件非常恶劣的事情。一是侵吞弟弟吴扬泽的家产。吴阳泽和他七岁的儿子都死得很可疑——后来经审讯，确定吴阳泽父子是被吴阳春毒死的。吴扬泽死后，吴阳春诬告吴扬泽的仆人，企图侵占他的财产，将吴荣投入监狱，然后将吴扬泽的财产据为己有；其次，他因为怀疑管家管理的账目有问题，就把管家打死了。 [2]。管家之子吴孔嘉，后来考中进士，进京做小官；而吴荣出狱后也前往北京投靠吴孔甲。两人都是吴阳春的敌人。当他们得知吴阳春家人在北京行贿后，立即将此事举报。
魏忠贤派人抓捕吴文杰和吴阳春的家人。吴阳春被捕后，托人花费数万两银子，试图贿赂魏忠贤的亲信田尔根，但被田尔根拒绝。经审讯，吴阳春被判犯有杀害弟弟、殴打管家的罪名。而且，吴氏家族曾设立私人崇文书院，与东林书院一样，招收大批理学士学习政治。朝廷下令关闭天下书院后，吴阳春将书院改名为图书馆，继续运作。更重要的是，吴氏家族长期占据黄山木材场，非法倒卖黄山木材——这也是吴氏家族的财富来源，累计非法获利超过60万两。此次为吴家提供一切帮助的程孟庚等人，也被查出贪污13.6万两。
追回赃物后，吴阳春的家产全部被没收并转入官场。吴氏其他支系的违法所得也被没收。没收白银六十五万两，转入官场。程孟庚等人家产13.6万两也被没收，转入国库。 。
此案被东林党翻案后，一直被视为冤案。然而，吴阳春要求家人到北京行贿，希望法院不要来黄山采伐木材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这本身就是严重违法行为。三千两银子的贿赂，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据当地官员核实，吴阳春一家在黄山仅拥有3000多亩林场。黄山整个森林面积180万亩。吴阳春家的林场只占黄山林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左右。朝廷到黄山采伐木材，不会把重点放在吴阳春那三千多亩林地上。如果砍伐木材的费用由所有黄山木材场主分摊，那么吴阳春愿意支付的三千两白银乘以五百就是一百五十万两白银。也就是说，朝廷在黄山征伐木材需要一百五十万两以上，这样吴阳春就值得花费三千两银子作为贿赂，以避免朝廷征伐木材。
而且，朝廷采集木材也不是免费的，是要付费的。然而，由于官员腐败和其他腐败，最终的付款跟不上成本。假设砍伐木材的费用损失了一半，那么如果吴阳春的3000两白银只是为了避免自己的3000亩林地损失，那么朝廷需要花费超过300万两白银来砍伐木材在黄山。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最终，整个三大殿的重建费用也不过五百万两白银以上。即使伐木费用占整个预算的很大一部分，也不会超过三百万两。这个成本大部分都是运费，木材原料的成本不会超过百万两。而且，朝廷不仅仅注重在黄山采伐木材。浙江、福建、广东、云南、四川、贵州、河南、河北等地均有采收。过去，由于徽商利益集团的阻挠，黄山没有木材采伐。现在黄山地区可以分担一些负担。最终，如果你去黄山地区采集木材，就要花费十万多两白银。国家还是要出钱购买，最终伐木场老板的成本也不过是几万两白银。
数万两的损失，是需要黄山所有木材厂主承担的成本。如果分摊到只占黄山森林面积五分之一的吴阳春身上，那就是一两百两甚至几十两白银的损失。 。
为了可能承受几十上百两银子的损失，是否可以主动拿出三千两银子进京行贿，以阻止朝廷在黄山采伐木材？ ？这可能吗？更何况，钱花了，能不能成功还是个未知数。显然，花费三千两银子并不能避免数百两银子的损失，但是数万甚至数十万两银子的损失却是值得花这笔钱来争取的。吴阳春的三千多亩林地，就算全部卖掉，也只值一万两万两白银。无论如何，也没必要花三千两银子去北京行贿朝廷，取消黄山的木材采伐。
既然东林党提供的材料无法定论，我们可以怀疑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要么吴阳春实际上侵占了远超三千多亩的林地，要么他代表整个吴家行贿。吴氏家族在幕后占据黄山林场，非法采伐黄山木材发财。朝廷去黄山采柴所造成的几万、几十万两白银的费用，可能大部分都是由吴氏家族承担。所以他们一听到霍卫华提出去黄山采集木材，立刻就准备行贿，避免损失。只有考虑到从整个或大部分黄山林地采伐木材的成本，才能计算出北京的行贿成本。
这就像今天北京的住房限购，影响了北京房价更大的涨幅。某开发商在北京只有一栋楼，如果全部卖掉，就能赚1亿元。由于限购令房价每平方米降低2000元，开发商将少赚2000万。于是他投资3亿，到北京政府到处行贿，希望解除限购。这可能吗？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推测，这个开发商要么是通过各种隐秘的方式，实际上在北京开发了很多房产；要么就是这个开发商。或者他只是北京一些大开发商的老板。代理人只负责处理事情。吴阳春案就是遵循这个逻辑。
案件审理完毕后，出现了吴氏家族违法所得追查问题。魏忠贤给皇帝的奏折中说得很清楚，需要追查的这六十万多两银子并不属于吴阳春一家，而是属于整个吴氏家族。 “阳春始祖寿礼侵占了黄山的木厂和万亩山地，长年获利，躲藏山中，总共被盗银子六十万多两。” [3]这要从吴阳春的祖父吴守礼开始，长年累月积累起来。的非法利润。这个数字并不夸张。嘉靖年间，吴守礼一次性花费白银20万两，支援抗日军队；万历年间，吴阳春还为军队捐献了30万两白银。能够一次拿出三十万两白银，毫无疑问，吴阳春的家底在六十万两以上。东林党人声称南京房价 东林书院，吴阳春家里根本没有那么多钱，而朝廷派来追查赃款的人都是狠吏，他们逼迫整个徽州地区的富户捐钱，以完成任务。不久之后，另一群“愤怒的人”出现，围攻追赃的官员。他们杀死了两个仆人，并赶走了官员。
吴家的处境应该和现在一些地方的黑恶势力差不多。让我们举个例子。山西吕梁黑社会老大张志雄通过长期侵占吕梁地区的矿产资源发了大财。据媒体报道：
”（张志雄）依托聚鑫矿业，以开采陶瓷粘土矿为名，开采铝土矿矿石，期间招募家族势力和刑满释放人员，组织实施寻衅滋事等犯罪活动，阻碍他利益、违背他意愿的人故意寻衅滋事，随意殴打他，造成多人不同程度受伤，同时他还聘请了湖北人龚国兵来领导他的军队。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委托山西省矿业联合会组织专家对聚鑫矿业违法行为进行评估。 ——边境开采毁坏铝土矿资源38万吨以上，价值9995万元。”
在此期间，张志雄还花重金在官场搭建了自己的“保护伞”网络，并成为了一名县人大代表。
张志雄还会组织“愤怒的群众”抵制某些不配合的官方调查。据新华社报道：“2009年12月，房山县公安局大悟派出所民警发现聚鑫矿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在排查过程中，遭到以张某为首的数十名工人围攻。 2011年10月，吕梁市国土资源局发现聚鑫矿业涉嫌跨境开采，国土资源局执法支队副队长王立新带队下井。前往矿场核实。但遭到张志雄及其团伙的辱骂和威胁，调查被迫暂停。”
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掀起了“反腐败风暴”。首先，山西中央政府高官令计划被捕入狱。随后他组织的“西山会”亲信集团被消灭。随着山西大批高官被撤职，地县腐败分子也被层层打击。张志雄失去了官场的保护伞，最终被捕。魏忠贤先是在朝堂上肃清东林党，后又攻击吴氏。这是同一条路。
——如果未来中国政府被张志雄这样的人的利益代言人所控制，那么他们写的史料很可能会和“黄山案”一样，把“张志雄案”描述成一个独裁政府努力与诚信的民营企业打交道。故事讲述的是百姓进行敲诈勒索，百姓非常愤怒，反抗政府的暴行。
张志雄的做法与吴氏家族通过侵占黄山森林资源、花钱向政府购买政治头衔、发动群众围攻追捕贪官发家致富的方法非常相似。吴氏家族被查处后，徽州太守居然宣布他“看破红尘，弃官出家”，出家为僧。东林党人声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太守为人正直，无法忍受残暴官员在追回赃物的过程中对百姓的剥削。但如果你无法忍受放弃官职，那为什么不出家呢？事件中对李路生的弹劾或许更为合理：“我是为了财富而投靠事件的”。知府怕自己为当地黑恶势力提供庇护而被追究责任，看来他会找借口逃跑。毕竟，即使你回国，也可能会被逮捕。如果出家了，和尚会走遍天下，杳无音讯。很难说他们是因为害怕犯罪而潜逃。
从黄山案的角度，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魏忠贤和东林党分别服务于哪些人群的利益。
首先，魏忠贤的政策有利于相对减轻云南、福建、广东等偏远地区人民的负担。因为过去必须从这些地方采集木材，人民的负担很重。但安徽黄山地区有专属特权，不需要承担这一义务。在黄山开采木材意味着平均分担税收负担。如果惠州伐木场老板的负担增加，其他地方群众的负担就可以相对减轻。这是从国棋的角度来考虑的。东林党员专门照顾惠州等富商聚集地的利益。惠州距离大运河比较近，运输木材到北京的成本要低很多。东林党人不肯在这里采伐木材南京房价 东林书院，宁愿让朝廷到四川、云南采伐木材，运费因此增加了好几倍。
其次，魏忠贤的政策也更有利于黄山当地的普通林业开发者。吴氏家族长期霸占黄山的木材，将黄山视为自己的家产，于是进京行贿，以期取消黄山木材采伐政策。别人很难靠在黄山采木为生，连皇帝都会想办法阻止他采木。难道你一个普通的竞争者就找不到杀死你的方法吗？就像上面提到的山西黑帮，他们占领矿井，对竞争对手使用暴力手段。像吴阳春这样的人，可以因为财产问题，杀死自己家族的管家，杀死自己的兄弟和侄子。你可以想象他会用什么手段来对付外国姓氏的竞争对手。整个吴氏家族在当地经营了几十年，在朝堂上受到东林党的保护。当地的政商关系肯定早就理顺了。如果有人未经家人允许去黄山采集木材会怎样？黄山太大了，普通山民如果靠着山，未必能驾驭。但对于达到一定规模的木材经销商来说，打击、赶走他们是非常容易的。
因此，总有人说东林党代表商人的利益，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更进一步问：他们代表的是哪一批商人的利益？显然，这不是普通商人和城市公民的利益，而是大商人的利益，他们剥削低端的普通商人，通过官商勾结，抵制国家税收，获取巨额垄断利润。这与汉朝的暴政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汉朝的暴政主要是基于土地兼并，而明末的暴政则是基于商业垄断。如今，他们实际上可以被视为地方黑恶势力。就像前段时间刚刚被枪杀的四川黑社会老大刘汉一样，他也是汉龙集团的董事长，资产400亿，多家上市公司，是一个生意很大的大商人。他还在四川地震后捐款数百万元资助建设希望小学。他对各项慈善活动的捐款名列四川商界第一，被誉为四川“慈善第一人”。连续三届当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常委。他获得了20多项政府授予的荣誉称号，这与吴氏家族通过捐赠获得的众多“中共书记”称号相媲美。乐于为刘汉这样的“商人”服务的官员，包括中央高级官员不少。但在这些光鲜亮丽的外表背后，刘汉集团却大肆杀人抢劫，垄断了当地市县的赌博、房地产、娱乐业。谁要是敢抢自己家族的生意，要么被杀，要么被打残。如果让这些“商人”繁荣起来，让这些“商人”的代表掌握国家权力，真正的工商企业家就没有办法生存。因此，说东林党员代表近代中国工商业阶级的利益、代表国家的发展方向，显然是错误的。
真正能代表明朝中后期工商阶级利益、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人物，绝对不是东林党，而是那些反对东林党或者被东林党反对的人，其中就包括海瑞。 、李贽、张居正、魏忠贤等。他们不像东林党那样高喊重视商业发展的口号。相反，他们坚决主张反对官僚腐败、地方黑恶势力和不公平的商业垄断。只有这样，才能为工商业健康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在推动国家进步的道路上，政府官员的责任不是宣扬工商业的重要性，也不是与商人结成利益联盟，更不是通过削减本来就很低的税收来削弱国防力量和政府财政。相反，我们建设廉洁官僚，提高政府效率，兴修水利，赈济饥荒，扶老扶弱，强军强军，畅通道路，完善驿站，以实现社会稳定、民生、国家安全、便利交通，打击暴力、欺诈、强制交易等各种不正当竞争，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那么剩下的，工商企业家、技术人员、普通劳动人民都可以做好。有技术进步就会有技术进步，有商业繁荣就会有商业繁荣。现代工商业制度将自行发展。政府应该征税。按照明朝低得可怜的商业税税率，多收一点或者加几倍都没有关系。
东林党鼓吹的“藏富于民”纯属谎言。本质上就是对权贵藏富、对官僚藏富、对黑恶势力藏富。他们执政时，既不建设水利，也不加强国防，也不打击腐败和土豪。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违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商品经济和现代工商业的发展远不是减税那么简单。它需要一个完整的基础支撑体系。一个廉洁、高效、军事强大的统一政权是根本基础。因此，德国、俄国、日本近代工商业的伟大发展，都是借由通过战争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契机。东林党通过削弱政府财政和纵容腐败彻底摧毁了这个支撑体系。它是近代工商业发展最凶猛的敌人。工商税收不到，负担全部落在农民身上，军饷不够，内部发生农民暴动，外部强敌入侵，如何发展现代工商业？很多人仅仅因为呼吁减免营业税就认为东林党代表了现代工商业阶层的利益。这实在是幼稚又可笑。
[1] 有资料说是三万两。 《熹宗实录》记载为三千两。三万两的数量太大了。一次性贿赂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以实际记录为准。
[2]《书集明论篇奴篇》。引自王兴良《惠州监狱与晚明党争》。
[3]《熹宗实录》卷七十六
